宗，所谓的皇帝人质已经成了空质，不禁非常失望。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献计：干脆趁明朝景帝新立、内部不稳，诈称奉太上皇还京，迅速进攻明腹心之地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距离土木堡事变后一个半月，也先再次出兵。出征前还搞了个隆重的仪式，杀马大宴，重新立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大明天子，由也先带头向朱祁镇行礼道贺，表示要将朱祁镇奉还回京。 这场闹剧上演完后，也先和蒙古可汗脱脱不花挟持朱祁镇再度来到大同城下，要求大同总兵郭登开关相迎。郭登上次就已经拒绝开关，现在大明朝已经有了新天子，并且兵部尚书于谦下有严令：“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这次自然也未加理会。 也先见大同城高池深，难以一时攻取，便绕过大同南进。瓦剌军到达阳和城驿的时候，当地明军守备“赍羊酒米面”，专程前来进献给朱祁镇。一直担心已被朝廷和天下人抛弃的朱祁镇心中这才稍稍有了一丝安慰。 十月初三，瓦剌军前锋两万抵达紫荆关北口。为了钳制明军，也先另派两万人出古北口。 紫荆关北临拒马河，直通居庸关、大同、宣化重镇，西临雁门、宁武、偏头诸关，南倚龙泉、倒马要塞，东连古燕国下都所在的幽冀平原，素有“畿南第一雄关”之称，与居庸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此关在《吕氏春秋》中即被列为神州九塞之一，历史悠久，汉时为土石夯筑，后历经各代扩建、修葺。到明洪武初年，改用石条做基础，以砖砌面封顶，并用石灰碎石灌注。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更是大兴土木，在紫荆关修城建关，有城九座，水门四座，里外城连，城门则环环相套，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 由于紫荆关依山傍水，地势险峻，易防难攻，又是为燕京上游路，因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紫荆关对京师的重要性，于谦也有深刻的认识：“险有轻重，则守有缓急，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咽喉，论者尝先居庸、而后紫荆，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所以，这处要塞首先成为瓦剌和明军争夺的焦点。 十月初九，也先主力大军抵达紫荆关，假传明英宗朱祁镇圣旨，命紫荆关守将右副都御史孙祥、都指挥使韩清开关接驾。二将闭门不纳。于是也先督促瓦剌军猛烈攻关。都指挥使韩清出战，战败阵亡。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士气低落，战无斗志，边将不敢出战。韩清虽然战死，勇气却相当可嘉。右副都御史孙祥继续坚守。 孙祥原是文官，新到任紫荆关不久。这是景帝朱祁钰登基后采纳于谦的策略，分遣御史、给事中、部员，分守各处要地，安抚军民，招募壮丁，就地训练。孙祥原先官任兵科给事中，因是大同人氏，熟悉当地情况，所以于谦奏请将他升为右副都御史，派守紫荆关。韩清死后，孙祥不再出战，只是据险固守。然宦官喜宁深知紫荆关虚实，带领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内外夹攻关门，孙祥督兵巷战，壮烈战死。紫荆关因此被攻破。 而另一路瓦剌军由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从古北口南进，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居庸关守将罗通利用寒冷的天气，将水泼在城墙上，水很快结成坚冰，坚而且滑，瓦剌军不得靠近，于是转攻居庸关西南的白羊口。 白羊口是内长城东部的重要关口，位于居庸关和横岭城之间的峡谷南口，因永定河的一条支流白羊河经过此地而得名。这段长城最早筑于汉朝，据说汉代苏武出使匈奴、王昭君出塞和亲均从此处路过。 明军守卫白羊口的是通政使谢泽，刚上任还没有几天。正式上任前，谢泽已经预料到职责重大，“与其子俨诀而行”，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脱脱不花倾全力进攻白羊口之时，“大风扬沙，不辨人马”，天气十分恶劣。十月初八，白羊口被攻破，通政使谢泽战死殉国[5]。 自此，瓦剌军顺利突破北京外围防线，由西路紫荆关和北路白羊口两个方向继续进逼大明京师。瓦剌首领也先还一路上发表文告，声称要一举夺取北京，重建大元帝国，逼迫明廷南迁。 明廷闻报，朝野大震。北京，将以大明京师的身份，第一次承担起力抗外敌的重责。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地位，曾大兴党狱，将所有元功宿将一网打尽，连开国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都没有放过。如此一来，国中无强将，朱元璋只能依靠自己的儿子来屏卫四方。他将自己的儿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分驻全国要塞，一方面用以巩固边防，另一方面用来替代诸功臣将领，监视各地文武官吏，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嫡长子朱标早死及幼子朱楠无封地外，其他二十四子均被分封王爵，赐予国号。其中，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均立国塞上，驻守在东北、北方和西方边疆，“莫不敷险狭，控要害”，经常奉命领兵出外作战或巡阅边陲，被称为“藩王”。内地则M.bOwｕｃＨｉｎa.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