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规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妓女穿上杂色衣服，患者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国珍抓起来，同妓女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妓女鼻尖。叶国珍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患者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患者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 患者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会诊。专家组的成员有：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1932年移居美国，1941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通通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儿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的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1328年）出生的，上头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岁，娘四十二岁，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鸡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时，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后，娘把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儿了。 我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尽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儿，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在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为我裹了身子。[1]从小到大，我没吃过几顿肉，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照看我，我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儿，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哈欠才叫去睡觉。一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我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床被子，冷了自己盖被子，热Ｍ.BoＷｕcｈinＡ.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