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的话，从制度上而言，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并且笃力行之，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以此达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甚至可称杀人如麻，但结果表明，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 就眼下而言，洛阳吏治整顿之后，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 冯道、安重诲、任圜、李琪、李愚，虽然不能称为名臣，但也都是一时之选，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济世之才，史书说“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也就不是问题。 大唐国政大事推行显得急躁，而李从璟仍敢出战淮地，并非鲁莽之举，根由就在这里。 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意在吸引各方视线，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 加之青衣衙门在失去林安心，而新司首还未履职的情况下，只能应对寻常情况与维持日常运转，无法对突发性的大灾难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其在大唐的势力，被军情处全面打击，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的青衣衙门，纵然还有些残余，也只能蛰伏隐藏，在军情处的严密封锁下，又哪里能及时探知侍卫亲军本就隐蔽的调动？ 李从璟东行之后，山东作乱的藩镇，因民众心向朝廷，而李嗣源多有布置，又且军民畏惧李从璟与百战军的威名，遂不日悉数平定。 事实上，百战军在平定宣武军之后，并未多与平卢军、天平军纠缠，而是亮出声势后即挥师火速南下，李从璟只带了三千君子都，在义成军的襄助下，很快揪出平卢军节度使安重霸，与天平军将领王公俨。 而后，李从璟将整顿吏治、官员撤换、推行新政之事，交给随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员，便快马加鞭直扑淮地。 因为唐军进军淮地实属突然，吴国对此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未有防备，而百战军将、卒皆精锐，遂能奇袭得手，顺利渡过淮河，迫使吴军只能退入城中踞城而守——但饶是如此，百战军也没能一举端掉寿春城。 由此观之，大唐自今岁以来，整顿洛阳吏治、大造声势出兵楚地、推行新政于地方、平定山东藩镇之乱，而后兴兵南下直扑寿春，所有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串在一起的。 李嗣源、李从璟父子，谋划与布局之深远，可见一斑。 而贯穿整个布局的精髓，便是李从璟、李从荣兄弟相争的假象，没有这个令世人令吴国普遍接受的假象，就没有吴国大胆西征，也就没有如今大唐布局功成。 “从荣是我看着长大的，对他的秉性，我岂会不清楚。未从军时，我与他朝夕相伴，我读的圣贤书，也是他读的圣贤书。”李从璟在小案后坐了许久，便又站起身来，临山崖而远望，“徐知诰并不清楚从荣之为人，却断然以为从荣必然‘为他所用’，岂不大错？” 莫离在他身旁轻笑道：“真说起来，徐知诰并非没有了解赵王，只不过他了解到的东西，都是殿下想让他了解到的罢了。” 这话说的不错。 李从璟南征北讨，与各方诸侯生死较量，也不知用过了多少计谋，算计了多少人心，他既有此心性谋略，又岂会对身边之人视而不见？ 耶律倍与耶律德光、徐知诰与徐知询的矛盾关系，都曾被李从璟利用过，即是如此，他当然要防备有朝一日，别人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若不能如此，他也就称不上多智了。 更深一步说，虽然李从璟穿越到当世，因知这具身体的主人下场很惨，起初不过是想保全性命于乱世，但对李嗣源日后称帝的事，他却也知晓，既是如此，对李从荣、李从厚兄弟，他岂能不多加照看，有意培养他们的心性？ 一个人之所以是他现在的模样，是由他的成长阅历所决定的，这个阅历就包括亲身经历与所m.BOwｕcｈＩｎＡ.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