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明成祖朱棣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朱高炽与其父性情完全不同，留恋虎踞龙盘的兴王之地，一心想复都南京。如此心境下，自然也不愿意花费人力、物力修复北京的三大殿。据《明史·仁宗本纪》：朱高炽“洪熙元年三月戊戌，将迁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四月壬子，命皇太子（指朱瞻基，后来的明宣宗）谒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马皇后谥‘孝慈’，故名，位于今江苏南京紫金山），遂居守南京”。同时，还下令重新修葺南京皇城。然而，天不遂人愿，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骤然去世，未能实现迁都回南京的计划。皇帝去世时，皇太子朱瞻基人正在南京，为复都做准备。明仁宗遗诏道：“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仰咸南京，斯也吾之素心。”可见其念念不忘迁都南京。其继承者明宣宗朱瞻基颇有其祖明成祖朱棣风范，不思迁都，但并没有修复三大殿。因而，在紫禁城建成之初那场大火后的二十年间，曾经富丽堂皇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始终只是一片焦黑的废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英宗皇帝幼冲即位，却十分崇拜曾祖父朱棣，希望能成为一个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于是，在他当政期间，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当时还健在的蒯祥又受命主持营建三大殿和乾清宫、坤宁宫的工程。施工中用各局监轮班工匠三万余人，军队三万六千人，前后花费两年时间。 [2]工部为六部之一，掌理天下百工、屯田、虞衡、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司：营缮、屯田、虞衡、都水。营缮掌缮治皇家宫廷、陵寝、坛庙、宫府、城垣、仓库、廨宇、营房。紫禁城设计者蒯祥亦是工部营缮司官吏。 [3]中国古代史籍多称呼日本为倭国，本书一律采纳“日本”的正式称呼。 [4]明代接待外国使节，住宿的国宾馆称会同馆，南、北两京均设有会同馆。明英宗即位后，定会同馆为南北两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北会同馆位于澄清坊大街东，就是现在的王府井一带。南会同馆位于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即现在东交民巷内。 [5]明初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于是有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廷骗钱。那些日本人多是胆大的冒险者，没有管辖，朝贡完了后往往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倭寇的来历。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鉴于倭寇多入寇山东海滨郡县，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对方约束部属，各安其土。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不知道元朝已经灭亡，误以为使者是蒙古所派，恼恨当年元军伐日，当场杀死其中五人，将杨载拘留了三个月，这才放还。朱元璋对日本国情也不了解，以为怀良亲王就是日本国王，为了减轻倭患，再度派赵秩出使日本。经赵秩解释后，怀良亲王这才知道中国已是大明王朝的天下，遂同意修好，且送还了部分被倭寇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口。自此，中日两国开始了外交往来。然后来朱元璋从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怀良亲王并不是真正的日本国王，日本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不由得十分懊悔，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干脆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彻底断绝了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并开始闭关自守，对日本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日本在其《祖训》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所谓“不征国”，就是与这些国家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贸易活动采用朝贡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为了防止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始作俑的海禁制度正是明代倭寇猖獗的根源。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居民多以“以番舶为利”，不许下海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与其等着饿死，不如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但《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极严，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棉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为了不被诛九族，走私商民多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由此才有了愈演愈烈的“倭情”。事实上，明中后期为害最烈的倭寇，主体其实是“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明成祖ｍ.ｂｏＷｕＣｈｉＮa.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