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征漠北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当时轰轰烈烈，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永乐一朝的二十几年中，千千万万百姓被征调在铁马金戈的劳役下，付出了许多鲜血，染红了广大的沙漠和草原，才勉强保持了北边国防上的相对优势。 蒙古北走沙漠后，“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实力犹在。明成祖朱棣想彻底解除蒙古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稳固的江山，所以不惜身临矢石，但后三次亲征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反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实，经过朱棣前两次亲征的打击，鞑靼和瓦剌实力大为削弱，均已经无力大举进犯，再出兵只是徒然消耗国库，正因为如此，所以朝中反对出兵的大臣前仆后继。但朱棣仍然坚持出兵，人们难免会猜测皇帝亲征必然有更深层的原因——有传闻说，传国玉玺才是皇帝真正的目标。 传国玉玺为传奇名玉和氏璧所琢，秦相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秦始皇以来，传国玉玺便是中国至高皇权的象征，无数人梦寐以求，苦苦争夺。元顺帝被逐出中原远遁大漠后，此玺随之消失，再未在中原出现过。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如今天下一家，只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其中一件便是缺少传国玉玺。 朱元璋在世时，接连对蒙古用兵，除了防边的用意外，也有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动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才子解缙上万言书，即有“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之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学生周敬心上书，对此说得更清楚：“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是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陛下想要得到它罢了。”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动机更加强烈。朱棣的皇位是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来的，被正统士大夫视为“篡逆”，这一直是朱棣的一块大心病。朱棣后来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为了改变这一形象，比如修建大报恩寺、大规模地营建武当山等。如果朱棣能获得传国玉玺，无疑会大大提高他“天命所归”的天子形象。因而尽管朱棣口头上说：“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是十分想得到传国玉玺，所以才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后来更是死在第五次亲征途中。然“五征漠北”并没有寻到传国玉玺，也未从根本上解决边防问题，终明之世，明廷与北方蒙古诸部始终关系不谐，兵火绵延。 永乐十五年（1417年），瓦剌部实力最强的马哈木病死，其子脱懽继位，势力愈强。但此时瓦剌部西南境与东察合台国交界，双方开始互相攻伐。从永乐十六年（1418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的十年之间，瓦剌和东察合台发生过较大战争六十一次，而东察合台仅取得过一次胜利。瓦剌部越来越强盛，然而，东察合台也对瓦剌的军事力量产生相当的牵制作用，极大地缓解了明朝边境的压力。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东察合台国歪思汗死，国内四分五裂，实力大减。瓦剌既无西顾之忧，其势力开始向东发展。宣德九年（1434年），瓦剌部脱懽攻杀鞑靼阿台及汗及阿鲁台，又攻杀瓦剌贤义王太平和安乐王把秃孛罗。如此，脱懽便统一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脱懽欲自称可汗，但他并非黄金家族成员，按蒙古惯例不具备可汗资格，于是暂立鞑靼别部酋长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脱不花仅领有阿鲁台余众，大权仍然归脱懽掌握。脱懽的势力强盛后，更进一步向南发展，经常进扰甘州、凉州等地，对明朝北边威胁日趋严重。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病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鞑靼可汗的称号，实际上瓦剌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也先大规模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赤斤蒙古[13]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各部，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北连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向南，则逼明朝边疆。此时，瓦剌在也先手中，已经形成了所谓“两虏合一”的局面，势力达到极盛。 瓦剌虽然强盛，但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而尽管瓦剌也先完成了霸业，还是不得不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 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三十日，明英宗朱祁镇允准在大同开立马市，专供瓦剌部进行互市。 当时马市交易分“官m.BoｗUＣHｉnA.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