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2]清代时，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直接将“大明门”门匾拆下，翻转重刻后重嵌。民国时，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华门”。然拆下门匾后，才发现里面是“大明门”三字，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题写“中华门”匾额，挂于檐下。原“大清门”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后移交首都博物馆。 [3]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中间有路通东、西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 [4]隋代以来，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与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并列。唯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明清两代，刑部与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为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改刑部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 [5]明初官员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别是春节、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后期，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节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只规定父母大丧，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 [6]圆觉寺：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宠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等。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树株布施给寺庙，作为斋粮，并延请名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明英宗十分高兴，钦赐寺名圆觉禅寺。 [7]钱塘：今浙江杭州。于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 [8]陆贽：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后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诏书下达之日，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连起兵叛唐的节度使王武俊、田悦、李纳读到诏书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 [9]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汉王朱高煦封地。 [10]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庄浪知县。端午节时，守将集合官僚校尉，因顾佐是文士，便故意为难他。顾佐取弓箭一发中的，守将拜服。永乐年间入京任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刚直不挠，得罪权贵极多，宣德年间多次被弹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顾佐入内廷办公，独处一间小夹室，不是议政不与官员们群坐，由是得绰号“顾独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县、里四级，在省一级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统管行政、军事、刑名，直接对中央各部负责，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但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经常临时派出中央官员了解、处理地方事务，协调军政事宜，此即为巡抚制度——“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叶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两个相当于省区的地方：南直隶（或称南畿，以南京为中心）和北直隶（或称北畿，以北京为中心）、浙江设巡抚自此始”。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发展完善了巡抚制度，曾大量增设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抚。于ｍ.ＢoｗUＣHｉnA.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