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37年）十月的一天，赵构与大臣赵鼎聊天。皇帝介绍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时说：“我居住大内，每天都有日课。退了早朝后，就阅读奏章；午饭后，读《春秋》、《史记》；晚饭后，读内外奏章，夜读《尚书》，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动伸过屁股，赵鼎当然赶紧拍马：“如今寒门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读书。陛下圣学如此，诚非异代帝王所及！” 甚至这样刻苦自励的皇帝，最后也没能以“圣君明王”的形象进入历史。从本质上说，人们不是把皇帝当成一个凡夫俗子而是当成一个神来要求。因此，“圣王教育”就是要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完美、坚强、无所不能的“圣人”。 过高的标准使小光绪成为天下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应该”：他应该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毅力，能应付别人应付不了的课程；他应该比普通人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他应该机灵敏捷，举动处处符合规矩。——因为这些是伟大的帝王应该具备的素质。可惜，他那孱弱的身体里其实没有这些东西。虽然听话、好学，然而过于繁重的学业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过于苛刻精细的日常生活教条也使他不堪重负。他很难长时间地恪守老师给他定下的严格标准。 然而，“圣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决定一切，完美才有价值，稍一松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协都是失败。因此，一个举动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来，也是“不应该”的。 巨大的压力和自己过于软弱的天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道，小皇帝有的时候精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读甚奋”，作文也“极敏捷”。让师傅欣慰不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涣散”、“勉强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龢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用今天的话说，皇帝患有双相抑郁症。“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对他来讲才有意义。在消沉时期，他极度厌恶自己，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在振作时期，他又相信只要自己毅然“改恶从善”，并且坚持到底，那么一切都会瞬间改观，自己也会变得异常完美，世界依然灿烂美好。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子破摔、逃避现实。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十三 不论如何，战争总算画上句号了，那些和战争相联系的焦灼、惊惶、彻夜不眠终于结束了。皇帝像是一个从火灾现场狼狈逃出来的难民，把一片狼藉的废墟抛在脑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是，他心里却着起了悔愧的大火，一寸寸烧得这个善良单纯的人的心脏不停地痉挛。 只有在硝烟散尽后静心盘点，皇帝才看得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本来，经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军和一大批近代化工业，大清这辆残破的老车，已驶过了最危险的路段，开上了相对平稳开阔的坦途，虽然速度不快，但总可以说是处于上升状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如果没有《马关条约》，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势也许会与日后大相径庭。 没想到，这个好不容易赢得的“大好形势”，却在自己的手中戛然而止。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3.4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强，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是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召开大臣会议时，太后连正眼都不瞅他，那张越发吓人的脸毫不掩饰地向朝廷重臣流露着对他的轻视，让他无地自容。在战争过后，太后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直接处理政务，说明她对自己已不再放心。 确实，M.ｂＯwucHＩNＡ.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