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谨慎，这种释义有些字面意思的感觉了，少了几分微言大义的内涵.但在经学时代，儒者多着力于寻章摘句、考据训诂之类，于古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无所阐发，所以倒也没什么。 直到南宋时期，朱熹又对慎独做了新的解释，朱熹认为慎的意思应该跟郑玄解释的一样，但在独字上朱熹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在朱熹这里，独就有了独知（独自知道）的意思。 而姜星火做的解释则与朱熹不同。 “慎独者，人于内心活动之隐微处体察，以至省察克治也。” 也就是说，姜星火认为“慎独”是自我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与天俱来的、能知善知恶的良知，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经萌动了的过分的私欲和邪念，就实际意义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功夫。 之所以把“慎独”摆在第一位，也是有原因的。 或许人们一般只会记得冠军的名字，但在明代理学界，还不是这样。 “明代理学之冠”毫无疑问是曹端，而“明代理学之殿”的称号，则属于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 明末时期，刘宗周深感当时学风世风之败坏，如何重树学风、纠偏积弊，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探索，而“慎独”正是刘宗周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用心良苦之极。 换言之，姜星火为了这次的太学之会，是真的请了一堆未来的神。 中国的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黄宗羲，外国的黑格尔、康德。 针对世风学风这些问题，在心性论上，王阳明、刘宗周等人提出的办法，是最切合大明社会实际的，将这些办法扬其精髓避其糟粕，自然能够起到战胜旧有理学心性论的功效。 随后，姜星火又讲了慎独的具体方法，其中就有著名的“静坐法”。 “其二，主敬。” “慎独”是刘宗周的方法，而“主敬”则是王阳明弟子邹守益的方法，有些偏向理学的“居敬”、“用敬”，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办法比较保守，但相对于阳明后学中“现成良知”、“百姓日用即道”等激进派的自由放任之主张而言，反倒是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法论。 “主敬，心有主宰便是敬，主敬则能克己，克己则有主宰，即保持内心良知的虚灵明觉，从而实现在‘事’与‘念’上对人行为的矫正。” 对于这套方法，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评价是“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私欲也，故出门使民，造次颠沛，参前倚衡，无往非戒惧之流行，方是须臾不离”，也就是说，如果能做到主敬，就能保证内在心灵不与外部的实践行为相脱节，完全实现内在良知对人之欲望与外在行为的道德规定，使外部行为完全出于内在良知这一先天之知的道德规定。 又废了一番口舌，深度阐释完“主敬”。 姜星火语调平淡地继续说道：“其三，戒慎恐惧。” 这话乍一听似乎有些拗口，但细想一番，却有来头的。 “戒慎恐惧”出自《中庸》里面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良知之本体，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来顺应，本自无我，本自无欲，本自无拣择，本自无昏昧放逸，若戒慎恐惧不懈其功，则常精常明，常规常矩，常虚常灵。” 也就是说，只有良知本体的“戒惧”才是真正的戒慎恐惧，而“常精常明，常规常矩，常虚常灵”才是“本体戒惧”的效果，也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后的内心表现。 而参与太学之会的众人，随着姜星火不急不缓地阐释，也很容易地就意识到了，姜星火这套“致良知”的学说，威力到底有多大。 ?m.ＢoｗｕｃhＩＮＡ.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