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太祖高皇帝全面禁止私盐的原因，目前朝廷每年发放的盐引是20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所以盐场每年的盐产量是6亿斤，这个是非常清晰的。” 姜星火又问道：“需求量呢？大明每年实际消耗的盐是多少？” 这个问题同样不难，夏原吉答道：“按照洪武二十六年那次的人口统计，大明总人口6054万人，如今过去了十年整，算上自然增长和战乱损耗，应该还是在6000万左右，每人每年同样按7斤盐来算，需要4.2亿斤盐。” 这样看来北宋年耗盐量7亿斤，而产量是10亿斤；大明年耗盐量4.2亿斤，而产量是6亿斤。 也就是说，食盐产量比实际消耗量大一截是正常现象。 夏原吉点点头，然后继续说道：“接着说盐税，北宋官盐的盐税收入是1200万贯，假设铜钱价值不变，按现在的银价（1两银子=1200文铜钱）折算，基本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两白银。” 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北宋的商税收入此前明确过，约合760万两白银。 而盐税收入，则高达1000万两，这还是官盐只占市场流通四成的情况。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北宋岁入1亿缗钱是怎么来的了。 “大明的盐税，换算成白银，大概每年250万两。” “所以，这个数字无论怎么看，都是有古怪的。” 这里的古怪，不是指的私盐问题，事实上私盐这东西，光靠制度是无法禁绝的，姜星火说的古怪，是刨除私盐后的事情。 既然每人每年的盐食用量是一样的，北宋1亿人口，大明6000万人口，而北宋盐税收入在官盐只占市面流通量四成的情况下，达到了1000万两，大明如果同样官盐只占市面流通量四成，那么合理的税收，应该是600万两，但如今实际上只有250万两。 ——剩下350万两差在哪了？ 只要解决盐税的问题，那么姜星火面临的赌约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这里面有两个变量有可能导致数字的差异。 第一个是官盐占市场的比例，第二个是每斤盐在北宋和大明不同时期抽的税是否相同。 但就“官盐占市场比例”这个问题来说，大明是禁绝私盐的，而且官府严厉打击贩卖私盐的情况，虽然私盐交易屡禁不止，但再怎么说，就算是比烂，也不可能官盐仅仅占市面交易的四成份额，实际上情况，大明的官盐应该占到了五到六成，也就是说数字不仅不该下降，反而应该上升才是。 但这么算，差异越来越大。 “大明怎么抽盐税的？” 这个问题，作为户部尚书的夏原吉自然门清儿。 “大明每斤盐朝廷抽税，只比北宋要少一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似乎陷入了死胡同。 市场比例高，抽税一样，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能差出350万两之巨的盐税收入。 开中法吗？ 不，不完全是。 大明为了防卫北元对中原的袭扰，在边境部署了几十万兵力，但由于边境距离大规模产粮区太远，为了解决后勤补给的困难、减轻财政负担，采用甩包袱的开中法。 开中法确实是消耗了盐引，商人将粮食运往边塞地区来换取盐引，然后去朝廷指定盐场换取盐，再在固定范围内进行销售，通过将食盐的贩卖资格下放，促成食盐的商品贸易。 但不管怎么说，实际支出盐引的，大头还是在两淮盐场，这部分盐引算作朝廷抵扣给商人运粮费用的，但绝对不会高达350万两白银。 为什么？因为每年通过开中法，给北边运输的粮食数量是固定的。 开中法末梢的晋商，负责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提供粮食，获得河东盐池的盐引，以及两淮盐场的盐引，每年通过商屯和运输，大约是500万石米。 姜星火在常州府，是扮演过米商来暗访当地的粮食盗卖案的，很清楚按照大明现在的物价，一石米的价格大约是240-250文，也就是约0.2两银子，每年朝廷通过开中法，为了给边军运输到位500万石米，米价运输前是100万两白银，运输后折算成盐引，大概是200万两左右。 是的，千万不要按什么10石米运到北方，路上要吃9石米来算，这是战时标准，而开中法解决的是北方数十万军队的日常开销，选的M.bｏwucHｉNａ.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