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顺着这条刚刚捋出来的思路主动出击。 “凡形色之具于吾身，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鼻之于臭味，接乎外物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 孔希路这里的“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典故出自《中庸》。 原文是，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当然了，按照理学大师们一贯缝合怪的风格，借用的典故，只是借个皮，孔希路的意思是说，人穷理，依靠的是各种感官所提供的的反馈，只要知道“体物”，那么天下的道理就都能明白了。 换个说法，孔希路是在用另一个例子，来印证他刚才给颜回打补丁的“反身而诚”，或者说“反身穷理”。 孔希路很快祭出了他的杀招：“《二程集》有言，问：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答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万事万物皆可反身穷理，你所谓的‘先穷理，再尽性，后知天命’，岂不是荒谬至极？” 按照朱熹从二程那里获得的理解，也就是朱熹写信的原话就是“然反身而诚，乃物格知至以后之事，言其穷理之至，无所不尽。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诸身，皆有以见其如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之事，毕具于此”。 也就是说，“反身而诚”是格物致知之后之事，因为这个时候穷理已经无所不尽，或者还是从《中庸》的根子上来挖，明善是格物致知之事，而诚身则为诚意正心之功。 姜星火并未说话。 他只是觉得，孔希路千不该万不该，都不该习惯性地继续借题发挥。 如果他重新回到《知命论》，或者捡起刚才的《志气说》，姜星火恐怕今日都会无功而返，因为理学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别说致命漏洞，就是能抓到的普通漏洞都不算特别多了。 只要在既有的轨道上继续辩经下去，孔希路能得到最差的结果也是平手。 可你偏偏要扯什么“体物”，那姜星火就不可能惯着你了。 或者说，在近代科学尚未兴起，与之对应的近代哲学没有发展的时候，中古时代的哲学对于物质的观测和定义，是极不准确的。 这里不是在贬低中哲或者东方哲学，而是在永乐元年这个时代，别说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对于物质的概念，都是不准确的，甚至于，西方这时候搞的那套更不靠谱，是随着科技进步才逐渐发生了转变，而姜星火同样确信，如果工业变革和科技进步出现在东方，那么东方哲学在物质的概念和定义上，一样会出现进步。 这不是在迭甲，而是实事求是地说，哲学作为思维层面的东西，是一定会随着物质层面的技术发展而随之产生发展的，而且在他的前世，明末的思想活跃程度，并不比西方的启蒙时期要差，没道理技术和相应的社会发展能跟得上，东方哲学产生不了相应的概念。 譬如辩证形上学里，有一个物质重要区分的哲学证明，也就是物体三种性的质（没打错），而且这是一个对近代哲学有着深远意义的论题。 因为物体三种性的质，直接从哲学概念上阐述了事物的本体论、实体论和存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性质。 “你说的很好，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 出乎众人的意料，姜星火竟然坦率地承认了孔希路的方法论不错。 李至刚眉头一皱，这不是姜星火的风格。 显然，这里面是有些说法的，至于是什么说法，李至刚暂时还猜不出来，不过应该马上就能见分晓了。 “我们也不用辩论其他事物了，就用最简单的举例，譬如伊川以柱子举例、晦庵以科举一般，你我今日诏狱辩经，便以这桃子举例吧，或许还能成为一段故事。” 然而，接下来姜星火掂量了一下自己手里剩下的半颗硬桃子，复又问道。 “那么请问，我手里的这颗m.BOwＵCｈiＮa.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