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都司下属的一名普通骑兵营指挥，当初王侁第一次调兵大举进剿李继迁时，还曾率兵进驻黄羊平做前哨。 但人之际遇，实在无常，一年以前，他只是一个骑兵营将，一年之后，却成为了夏州马军指挥使，在夏州的军事系统中，都能排得上号了。当然，这一切也是王蒙用命拼出来的，也是他通过叛军及党项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前程。 最关键的一战，毫无疑问的丰州之战，王蒙随军作战，率领麾下骑兵向李继迁部发起了不下七次的猛烈冲击，直至将之打垮，而他本人也身被大小创十余处，由此扬名。 战场上产生情谊，王蒙经潘罗支举荐，得入赵王刘昉之眼，而刘昉是素喜勇士的。即便王蒙与王侁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也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在丰州之战后，被提拔为夏州马军指使，成为榆林大乱中趁势发展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一年前还在黄羊平与王蒙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原镇长张岩，因为参与叛乱，哪怕是被李继迁及野利党项裹挟的，下场也只能用凄惨来形容，全家被杀，头颅被拿去换钱，而下令动手的，也恰恰是王蒙这个“好兄弟”。 用人头请功，这种相对原始的记功办法，在大汉军中已然逐渐淘汰掉了，军官自不必说，他们对战功的考评要求更高，也早就脱离了单纯的斩首成就。但即便是普通士卒，也有一套更完善的，以监军、佐证相结合的记功办法。 以往，除了震慑目标之外，汉军是很少采取斩首行动的，最近一次，还是当年田钦祚在安东屠杀东海女真土著，以尸体首筑京观，震慑诸夷。 时隔多年，相似的一幕再度出现在榆林，并且更加直接，更加残酷，也更加理所当然。不论是汉军还是仆从杂胡军队，于他们而言，那些首级就是功劳与财富，行营早有明令，其文明确规定，一颗叛贼头颅一贯钱。 这个价位对于官府而言不算高，但对下层的军士，尤其是那些仆从番兵而言，确实极具吸引力的。 随着内铜开冶，外铜输入，大汉铜钱也越铸越多，汉钱比起过去是有不小贬值的，但一贯钱也是许多底层小民不吃不喝辛苦一月都未必能挣得到的。 而对于榆林平叛的官军而言，这可是无本买卖，杀几个人，斩几颗头颅，能有多大困难？至多只是费些体力罢了。 而朝廷在编官兵，平时有饷钱，作战有津贴，加上这斩首之功，参与一次行动，就意味着大笔收入的进项，积极性自然高昂。 不得不说，大汉官军越来越职业化了，当然，也越来越向雇佣军发展了，即便刘皇帝过去的几十年始终在强调忠君爱国，以宣威郎进行洗脑，有一定效果，但终究比不上金钱利益的诱惑更加直观。 再者，为何要忠君，那是为了得到职位的提拔、社会地位的提升、财富的增长。为何要爱国，因为帝国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抛开这一切，忠君爱国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理想还是很重要的，只是与利益比起起来，终究苍白了些。 相比于待遇良好的汉军，那些番兵积极性则更高了，在西北这片地域，贫穷还是普遍的，尤其是那些杂胡人，更是穷惯了，给点钱就能卖命。 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层的顾虑，那就是生存的压力，党项人叛乱，对他们的影响可是不小，在朝廷庞大的压力下，他们若是不想被打为叛贼被消灭，那就只能通过叛贼的尸首来保护自己了。 尤其当行营拿出赤裸裸的利益诱惑时，个中抉择就更好做了，于是，开春以来，发生在榆林的一系列杀戮，于党项人是不人道，于榆林行营统率下的平叛官兵而言，每挥一次刀，就是一贯钱的收入…… 而杀戮的对象，毫无疑问，是那些造反叛乱，与朝廷为敌的胡汉逆贼，这些人本就该杀，只是榆林混乱无比，如何甄别是一个困难。 行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下边行动却放得很开，一开始还盯着叛匪，后来就有聪明人盯着所有党项人。 到最后，则演变成，不论男女老少，尽数斩杀，这个头，还是灵州杂胡白马胡起的。在找不到“叛军主力”之后，白马胡积极开动他们不大灵光的脑筋，把主意打到了那些有“从贼之嫌”党项部民身上，尤其他们屠灭一个部落，连老弱妇孺的首级也换得了等量的赏钱后，潘多拉的魔盒也就彻底打开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遍布榆林全境的大厮杀中，有人是为了功劳，有人是为了赏钱。当然Ｍ.ｂoＷｕｃｈＩＮA.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