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次，收到王禹偁的谏章，刘皇帝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一笑了之了，当着赵普等臣的面，就直接斥责，说王禹偁大胆，把他的宽容当作放纵，越发不知收敛，肆意妄言。 一个小小的侍御史，自以为忠诚，自以为忧国忧民，居然敢对君父如此横加指责，出言不逊。那种恼羞成怒的姿态，在刘皇帝身上，还是很少见的。 不过，怒归怒，也只是口头上发作了一番。当然，若不是刘皇帝了解王禹偁是个刚直的性子，或许就把他下狱了，当然，还是为了维持此前的人设。 即便如此，刘皇帝也下令，让王禹偁回家，闭门反省，写他的诗文去…… 但是，王禹偁那道劝谏奏表，显然还是刺激到了刘皇帝，至少让他不再那么心安理得、称心如意，心里就像吃了只苍蝇一样难受。 在刘皇帝看来，皇子、勋贵、官僚、将军们入朝给他贺寿，既然显示臣子们对他的忠诚孝敬之心，于他而言，也是一个抚慰、采谏的机会。 帝国这么大，自西向东，正常行路，走几个月都走不完，臣子们分驻各方，为国戍守固防，平日里本就难以见到，连他的儿子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何况其他人。 借着这个机会，不只是给他祝寿，也是一个内外军政重臣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的机会。朝廷需要听取下面的意见，综合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改政策，下面的臣僚们也需要明确贯彻朝廷的政策方针，以免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什么差池。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沟通的过程，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治理而言，也是有好处的。迫于交通信息条件受限，自然不可能经常搞，但借着他五十岁生辰，组织一场国事交流会谈，还是值得去做的，有意义，也有可操作性。 不过，话是这么说，刘皇帝也以这个理由来自我安慰，但王禹偁那道谏章，还是在他心中埋了根刺，让他极不痛快。 多疑的刘皇帝，也难免去猜想，官民百姓对他，真的有了其他看法？他如今的所作所为，还像个圣主明君吗？ 我不会真变成李隆基吧？这样的念头，刘皇帝以前从未想过，因为他是一向有些看不上唐明皇的，把好好一个帝国，折腾到崩溃边缘，直接从盛世走向没落。 但是，嘴里说着以史为鉴，但现实中，往往不自知，反思虽然是刘皇帝的一个好习惯，但是不知觉间就容易沉浸在那辉煌之中…… 朝廷中从来不缺见风使舵之人，皇帝心里不痛快了，下面自然有闻风而动者。朝廷内部，尤其是都察院，就有好几名御史，在卢多逊的指示下，上表弹劾王禹偁，说他狂傲自矜，滥言造次，冒犯君父，要求严惩。 不过，马屁该是拍到马蹄子了，对于这些人，刘皇帝格外恼怒，他需要对一个小小的王禹偁打击报复？去为成全他的忠直清名？ 因此，那些上表弹劾的御史，反倒吃了挂落，责的责，贬的贬。用刘皇帝的话说，王禹偁虽然刚直犯上，但可体其一片忠心，你们这些御史言官，该进谏的不进谏，该纠弹的不纠弹，只会落井下石，小人之行。 于是，好几名御史被贬出朝廷，卢多逊失去了几名心腹干将，本人还受了池鱼之灾，被刘皇帝批了个御下不严，玩忽职守。 与此同时，开封府以及皇城司也是大肆出动，横行京师，开始“消灭”那些莠言谬论。如此声势，自然闹得鸡飞狗跳，京内一时噤然，几乎所有的士民，见此情形，都严厉地约束自家孩子，不许再乱传乱说，“刑徒营”也成为了大人吓唬孩子的手段之一。 皇城司也感受到了源自于刘皇帝的压力，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便是监察东京舆情，那童谣都传得漫天飞了，竟然毫无作为。 张德钧虽然有些郁闷，但也只能更加卖力，想要做出点成绩，以消官家之怒。开始大加侦探谁在背后传播流言，蛊惑人心。 结果嘛，以皇城司的能力，也没查出个“谋反分子”，东京城内各酒楼、茶肆的说书先生，倒是有好些被带回皇城司问话，也没个结果。 查到最后，在五丈河边找到一块石头，上边刻着那首童谣。这样的Ｍ.boＷｕChＩnａ.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