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理藩院，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 东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辽国有所防备，虽然同室韦、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联系，但规模终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这三年间，双方往来密集，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高丽王王昭，对朝廷十分顺服，几番遣使入朝，进贡学习，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对此，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侣、道士东渡，当然也有些官吏。 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自从平定叛乱后，高丽王权威大涨，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着大汉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见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权得到强化，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 对于高丽国的情况，刘承祐也有所关注，就刘承祐本心而言，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针对辽国，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时的高丽国，对大汉也足够恭顺，并且在对辽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利益，两国之间，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从中，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 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开始组织使者，朝觐中原。 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西北的局势，则要更复杂一些。首先是定难军，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 明眼人都知道，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局面。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不愿西归，在开封享福。 起初，李彝殷在进京前，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而事实上，这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就出现了，出在拓跋李氏内部。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理由，就可以拿来攻讦，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如此一来，矛盾日益凸出，到乾祐十四年，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 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不奉其令，并向朝廷上表，弹劾李光睿，窃取帅位，图谋不轨。紧随其后，是银州刺史李光俨，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却也有疏离态度。 至此，定难军所辖四州，真正听命帅府的，只有夏宥二州，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也只有夏州了。于定难军而言，更艰难的，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 定难军的分裂态势，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矛盾。而其矛盾根源，也在于节度世袭。 拓跋李氏的崛起，关键在于李思恭，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在很多党项人心中，其威名犹在。 然而，李思恭死后，以其子少不更事，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李思谏死后，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但又因兵变被杀，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一直到如今。 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直至李彝殷，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李彝殷若在，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足以弹压。 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二则无朝廷敕书，老辈的事情，历史的遗留问题，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 事实上，卢多逊就曾汇报，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驱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瞒过朝廷，给出的反应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 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就朝廷而言，已经满意了，内部分裂纷争，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完美。 事实上，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于当下的大汉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不过，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外有朝廷的把握，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 lt;div style=quot;text-align:center;quot;gt; lt;scriptgt;read_xia();lt;/scriptgt;Ｍ.ＢｏwUｃｈＩNA.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