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下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一。 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决策机构，宰相们少有相坐论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执行，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 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 在当时风雨飘摇、诸多动荡的大唐国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托制兴霸、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如果玩脱了，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祸乱家国的典型。 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 一则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亲，每天又能处理多少政务？二则他的模式具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管理。 但是作为一个强势的帝王，本身又充满了各种治国的想法与尝试，一个职权分明、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部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 他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灵活的执行系统，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体。但他又深知人有兴衰祸福，政权总有更迭之日，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 这当中个人权欲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便是接下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朝廷诸司的官长们，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确保朝情事务有序进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个身处其中者能够多数认同的方案，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协忍让，李潼这个圣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所以如何定下一个基调，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初唐时期，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所以诸事项也分属各司。户部四曹不必多说，太府、少府、司农等也有相关任事，且事权分割琐细，常有一事通于诸衙的现象发生。 普通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职事杂细分配所带来的繁琐，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情辗转各个民政部门、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朝廷相关职事的繁琐流程可想而知。 世博会所涉诸司是眼下时局中关注的重点，人事才力用足，但相关的核计进程仍是缓慢。 虽然诸司流传出来的计报颇为喜人，但真正的计量流程却却还在各司流转，足足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各种财利收入仍只存在于账簿上、分散于诸司仓储，大部分钱财仍然没有归入可作度支的仓邸。 若在往常时节，其他无涉财司的官员们也只是看个热闹，顺便庆幸一下自己所司职事清闲。可是随着时间进入寒冬腊月，朝中气氛就渐渐发生了变化。 每逢年节，诸司罢市休沐，共贺佳节。而朝廷也要赐飨赐物，以示恩典。年尾的各种赏赐，也是官员们禄料之外的重要收入，直接关系到年节的质量如何。 今年因为世博会炒热的缘故，长安城各类物价本就有不同程度的上浮，所以官员们也都迫切希望能够早日领取到赐物、过上一个肥年。 可现在诸司审计都还没有完成，钱利尚未入库，各项年终福利便也未成定式。这自然让百官们抱怨不已，事关各自的钱袋子，便也都纷纷评议财司做事拖沓、全无效率。 借着百官舆情，腊月朔日朝会时，朝廷便以户部尚书格辅元罢知政事、转迁尚书右仆射、加勾计大使，御史中丞朱敬则为勾计副使，会同诸司主簿勾官，专辟官衙闲邸为勾院，封锁财司衙堂案事文书并仓储，俱移勾院通案勾检，务必要在望日之前结束勾检，不误佳节岁赐。 同时，内卫中郎将郭达为勾院捉察使，集内卫、京营八百精兵为勾院捉察军，凡所财计失职、贪墨等诸事员，案察勾名即拿，人事验对之后，移案大理寺，审定量刑。m.boWｕｃhＩNＡ.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