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权要进行这样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员冗司、降低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调、以实物为主体的税收方式，这种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为基础的社会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税收过程中所收集上来的各种物料，又需要足够的工役将之加工处理成可以使用的产品。 这种财政模式自有其优越性，从材料到生产一手把持，政府面对各种灾害的抗压性更高。只要保证足够的行政能力，几乎不需要进行什么对外的索求与增补。 但这种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说均田制这一土地分配的社会基础能否得到保证，随着大唐国体越来越大，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工而诸事统管，这又会给政府行政能力带来多大的压力？ 所以随着疆域的扩大、政治体量的激增，以及民间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再不做出改变，那么朝廷行政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庞大，成本越来越高，效率却越来越低。 所以朝廷创立的社监署，即便是要监管民间手工业，但也不会具体细致到每一个生产单位，而是这些行业组织。 如今的关中，地力越显贫瘠，宽乡与窄乡的分布严重失衡。尽管朝廷一直在大力推行编户与均田，但是这些手段能够做到的仅仅只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并不会给关中的农业生产带来质的提升。 农业生产的总量在较长时期内，仍是一种逐步下滑的状态，不管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勋贵豪强、还是平民百姓。 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开垦发展，关中的耕垦环境已经不容乐观，在没有化肥这一现代农业利器产生的情况下，即便是农业技术有所改进，但也只是将这过程略作延缓，很难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关中平原对于唐家社稷而言是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特别是在接下来的西线战略中，关中仍然会长期的作为政治与军事中心。 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强大政权，其政治中心却不能选择设立在农耕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这也是中唐以后大唐朝廷所面对的一个困境。 对于外部物资的严重依赖，也让运河沿岸的淮西等诸藩镇壮大起来，安史之乱所产生出来的藩镇问题，真要对比的话，其发源地的河北三镇给中央带来的威胁甚至还比不上河南诸镇。单单淮西一地，便先后出现李希烈、吴元济等悍藩。当然，这几个货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儿。 想要维持住关中地区的地域优势，就要加强对外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也让关中能有更多的生产方式选择。所以除了编户均田之外，对于民间手工业的推动，也是朝廷近年来一直在力推的一项政策。 这并不是罔顾农耕为基础的立国之本，而是结合现实情况、因地制宜，顺应时势而做出新的改变。关中想要维持住其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地位，就要对普罗大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虽然朝廷也可以通过改革漕运、仓储等来改善增强关中对资源的聚合力度，但这与推动民间的商事发展并不相悖，二者大可以平行并进、相得益彰。 过去几年，大唐国力之所以恢复得这么快，与商贸的繁荣也是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说各项内外政令的改革让大唐的生产力快速恢复，但是像最近的河东、河北与河南等地，此前秩序也都深受破坏，短时间内并不能快速恢复对关中的输血能力。 江南对关中的漕米输送倒是逐年激增，像开元元年江南粮食运到关中总量还只有六十多万斛，但到了开元三年，已经达到了两百三十余万斛之多。短短三年之内，规模激增数倍，这也极大的改善了关中对粮食的需求程度。 但若仅只于此，关中的粮食需求缺口仍然不小，哪怕不会满地饿殍，但也不足以让府库充盈、谷米满ｍ.boｗU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