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无可避免了，均田制逐渐没有了实施的基础，这是整个国家大环境所决定的。当闲置土地越来越少，能够分配给军府的就更少，还要面对军官勋贵们的盘剥，府兵们的生活处境可想而知。 想要抑制军府中更加严重的土地兼并，就要打击元从勋贵群体。然而大唐国势刚刚走上正轨，四周仍然强敌环立，屁股都还没坐稳便要对老兄弟们下手，这也实在是太过凉薄。 正因如此，马周才提议不要管。如果朝廷设立严刑峻法，大力打击逃户现象，这就会造成大量的军户破产，中上层将官们接着朝廷律法狐假虎威，大肆荫庇蓄奴，从而成为一个个拥曲众多的实力军头。 马周的这篇奏章是一个孤本存放在长安有司官库中，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前后关联的文牍已经不知所踪，李潼也不清楚朝廷最后对此是怎样一个回应和处理。但从后续关中府兵越演越烈的逃户问题中，也能了解到当时的朝廷终究还是没有大力禁绝。 眼下的国情较之贞观时期已经大为不同，已经不再是需要考虑要不要管理府兵逃户的问题，而是彻底没有了府兵军户可管。但马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困境，对于当下新兵制的建立仍然有着不小的借鉴意义。 兵役沉重的问题，李潼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眼下朝廷虽然务在休养，但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四周外敌的各种攻伐设想，等到渡过这一段休整期，势必要加大向外扩张的步伐。朝廷是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常备武力，这一点绝对不可动摇。 眼下的他能够想到的降低个体兵役强度的方案，就是尽可能的扩大兵源。像陕西道所组织的州县团练，还有河北方面新建的漕兵，通过扩大预备役员的规模，尽量保障作战人员的有序轮换。 至于说更加普遍的义务兵制，在大唐这种生产力环境下，是绝对做不到的。就算开了挂、点开科技树，基层的组织力想要建立起来，也非一蹴而就，还要防备村霸乡豪借此滋生，从而破坏原本的乡里行政结构与职能。 军队的资源兼并，从世兵制到募兵制的过渡本身就是在解决这一问题。兵员的组织与钱粮的拨付统统权归中央，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至于退役的兵员如何维持生计，这一点故衣社倒是有插手操作的空间。 故衣社在半官方化后，李潼虽然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仔细管理每一桩社务的进行，但也做出了一些指示，除了基本的救济互助职能保留下来之外，他还授意故衣社开展一些方技培训，教授那些退伍老兵及其家眷们一些经济属性更强的工艺技能，诸如养殖、纺织、造纸、陶铸、木工、制茶等等。 如今朝廷对商贸与地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重视，除了国中的庞大市场之外，还有周边四夷众多市场正快速开辟中，这也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需求。 因为担心重工伤农，所以对于民间的工艺生产力开放到哪一步，朝廷之内还存在着许多争议。 但军士人员由于家庭劳动力不足，在农耕方面本就拥有着天然的劣势，专注培养他们的工艺技能，既能保障他们的生计问题，也能满足国中商贸的旺盛需求，同时还能缓解普遍的人地矛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这些相关的政策，都是需要长期的执行推广，才能获得一定的基础与成效。至于维持当下的军队规模，解决军士们前途无望、荣誉缺失的问题，武举正好可以补足这一环节。 借着豁免开元以前军户逃亡这一时机，公布开设武举的政令，李潼内心里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将原本军籍人员保留下来。他将武举的参与条件设定为军户专属，也是增强这一群体的荣誉感，确保他们的政治权益。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参军都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风险。本身不能从事基本的农事劳作，已经让他们各自家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劣势，但若要做到普遍补偿，哪怕后世物资充盈的时代都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负担。那么适当加强他们的上升渠道，对于他们也是一种回报。 所以对于武举，李潼并不打算设定太高的标准，非要选出郭子仪那种存亡续断的不世名将才肯罢休，而是类似于转业安置的一种考核，尽量将军队中的优秀人才保留在统治结构之中。 因此在制定武举官职的时候，除了基本的边戎与宿卫之外，一些州县佐官与流外胥员也被纳入了进来。M.BｏwUChiＮＡ.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