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之争一直是京畿军权的斗争焦点。隋唐政权源于一系，彼此之间制度结构上的继承关系可谓深刻，所以在大唐创业最初，南衙便拥有着极大的权力。从高祖李渊开始，便在有意识的加强北门的军事职能。 一直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左右羽林军与千骑的先后创设，使得北门力量激增，两衙之间在职能上的冲突与矛盾变得更加明显且尖锐。 上半年发生的连场事变，更可以说是两衙矛盾爆发的一个集中体现，南衙将士南下潜迎庐陵王，北衙军众更是劫君而走。 就算是没有这一次事变的爆发，大唐本身的宿卫体系也是不够合理的。开元天宝承平年久，边军越发的壮大，而中央宿卫军队则就是长足的退步。 府兵制彻底崩溃，原本应该由南衙统合的军事力量被诸方镇节度使截留于地方，同时北衙因为亲从性质，虽然在宿卫体系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但又被宦官群体所把持。 所以到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地方上藩镇林立，中央则就是政变成风、权宦频出，皇帝在这当中几乎沦为权力斗争的玩物。 这样一个结果，其实在制度上的演变本就有迹可循。政事堂军政统管，权力本就极强。初唐几位皇帝还仅仅只是针对具体的军事编制进行制衡，但是到了开元时期，政事堂职权被更加细分，列五房于政事堂后，其中就有枢机房。 枢机房就是负责掌管皇帝对宰相直接下达的制敕命令，这也是对宰相权力的一种分割与监察。但是到了唐代宗时期，为了能够更加强力的掌控外朝人事，皇帝开始任命枢密使专门负责枢机房的事务，这就是从制度上给太监开辟了一个干政的途径。 从此以后，太监内掌北门，外掌枢机，朝廷军政权力尽在掌握。这等于是几代帝王努力不懈的与宰相斗争，最后全都便宜了宦官。虽然太监名为家奴，但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能安分得了那才见了鬼！ 到了五代与北宋时期，枢密院作为一个专门的军事组织结构，地位与职能才开始逐步确立。枢密院也从中晚唐时期的宦官弄权场所，正式成为了朝廷管理内外军务的常设机构，算是在制度上实现了军政分割。 如今李潼以殿前六营总掌宿卫，以京营节制南衙诸卫事宜，算是给初唐以来的南北衙军事纷争初步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这是建立在他个人强大的权力与威望，以及适逢一个破而后立的非常时期。 毕竟无论是殿前六营还是京营，他们的成分无一例外都以原行台西军为主体。李潼个人的威望在西军中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他做出怎样的调整，外朝也很难做出有效的干涉。 但是想要让这个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一种能够长期运行的秩序，仍然需要制度建设上的配合。比如内外诸营如何招募、轮换，诸营将官如何选拔、升降与监察，如果再由政事堂负责，那也只是一番瞎折腾。 所以枢密院的建立也就势在必行，唯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机构，才能巩固住已经从外朝政事堂中分割出的权柄。 其实有关这一点，李潼也已经埋下了一个暗线。政事堂本有编撰《时政记》的传统，以备详政令得失与修史参考。原本这一编撰工作是由政事堂本司负责，不过早在洛阳时，李潼便以中书舍人兼集英馆直学士编修《时政记》，将这一职能分割出来。 同时，西京本有鹰苑、豹坊用以培训武官，未来随着时局稳定，可以将两署并为一处监管，建立起一个系统性的武选制度。 几项职能合并起来，已经具备了一个枢密使的雏形。之后再将西京军器监、内外闲厩及牧监等诸事收入其中，就有了创办枢密院、从而实现军政分离的需求与基础。 唐代节度使的壮大，既有具体人事上的任使昏庸，中央在制度上的缺陷也不容忽视。 皇帝为了绕开政事堂的制衡，直接派遣使员就州县行使各种权力，各种各样的使职关乎军政钱粮，虽然在某一阶段的确保证了皇帝个人权威的树立与执行。 但从长远来看，这就让大量的权力下沉地方，诸使职并于一身，使得这些临时差遣的使职有了畸形发展的空间，逐渐的尾大不掉。 如果枢密院能够建立起来，中央能够不失监管地方上这些职能的权力，同样的又能让事权并不集中于宰相，这样的分权与监管无疑是一种制度的进步。 当然这些都是长远的大计，眼下各种构想还都只存在于李潼自己心中。至于现在，自然还是正式的当家做主、登基正位最重要。 在内卫众将士们持殳拱从下Ｍ.ｂｏｗＵＣｈＩｎA.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