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靖国格式》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激励的临时制度，是为了能够让朝廷平稳的渡过这一段特殊时期，让朝臣群体都能尽量的参与进来。 诸司职事有轻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乱复治的事务之外，为了让诸司都能保持忙碌运转，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让一司将物料计点存入官仓、下午着另一司取走的制令。总之，你别闲着。 这样当然会造成大量人事资源的浪费，可问题是，人一旦闲下来脑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发瓢。千人则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贤者，天使与魔鬼，都是无聊者自我加戏。 在大目标明确无疑的非常时期，讨论资源有没有达到最优配置，都是废话。人人充实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获，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运行逻辑。 更何况，在他四叔当国这几年里，朝廷的确是积沉了大量民生相关的事务亟待处理。而李潼也确有众多改革之计，虽然眼下洛阳朝廷仍是一副政令难出河洛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的行政构架与资料筹备的进程。 比如说旧年行台试行两税法，推行起来战战兢兢，是功是过也没有一个标准参考。 可是现在，他就可以着户部、司农、太府、少府等诸司联动，将过往十年间诸道租调、课钱并杂捐收支，以及诸州常平仓逐年盈亏等相关旧籍统统整理出来，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个理论基础。 而且这些故纸旧籍中，也隐藏着朝廷维系整个天下统治的秘密。诸州租调几月起运、几月入都，一年两年或还看不出什么，时间维度一旦拉长，对于接下来诸州或会爆发的叛乱事宜就是极为珍贵的军机资料。 官员们的情绪激励与人力发挥或还好办，可是政事堂案卷杂积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百司办事效率提升上来，但上层决策效率却严重跟不上，特别是随着诸供奉官停职，许多原本下沉的事务决策涌现上来，这就给政事堂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李潼敢废了原本朝廷的供奉官，当然也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行台幕僚群体。 这才是李潼已经磨合成熟的起家班底，使用起来自然也更加放心，等到这些人悉数入都，自然能够极大缓解眼下所面对的局面。而且朝廷现在保留下来的全都是政事官，行台僚属们归都之后也能避免话语权上面的争吵纠纷。 要抓权，先办学，这也是他们李家的优良传统，绝不只有玄武门事变的一招鲜。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比如他奶奶的北门学士。 李潼在这方面自然也不落人后，早年便有履信坊故邸西园学士为他在士林培养人望，但随着他离都数年，西园旧人也泰半离散。坐镇长安时又组织了王府直学士，作为他的参谋秘书班子。 不过眼下是入朝执政，所面对的层面远远高于原本的行台，当然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不能再是以往的草台班子。 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在登基之后便将王府学士调入门下省的弘文馆，以分门下之权。唐玄宗李隆基也将翰林院扶植起来，以分中书之权。 李潼于原本的馆学之外再创新馆，理由也是很充足的。 东宫崇文馆本名崇贤馆，犯他二爹李贤名讳，虽然已经改了，但想想还不是滋味，而且他直接监国，没有位在东宫，出入走访都要经过慈乌台，不免又是涕泪横流。门下省弘文馆那就更不必说了，他大爹不答应。 所以在东华门再创新馆，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谁敢逼我不孝，我得亮刀子给他看看！ 新创学馆以安置幕僚，这也只是第一步的操作。下一步还是要把中书省下属的翰林院给搞起来，以分中书省权力，让朝廷权力分配更加健康或者说更有利君王。 毕竟中书省既掌制诰，又是政事堂首席，权力实在太大了。武周Ｍ.ＢoｗuＣｈＩＮa.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