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转并一些钱帛赐给，却没想到竟能凭此功事一跃成为在品的官身。 虽然仁勇校尉与副尉仅仅只是九品上下的官阶，但却是从奴身到官身的一大跨越，对于这些此前几无前程可言的卒众们来说，无疑是一莫大机遇。因此则天门前叩谢声一时间如风雷一般，经久不息。 李潼开具出如此惊人的赏格，自然也是经过了一番考量。 虽然他背后有着整个行台以及数以巨万的大军，但接下来的各种军事任务也是极为繁重。且不说诸边外敌的扰寇与已经竖起反旗的契丹，单单畿内以及诸州局势、特别是仍驻河东的数万大军，就需要足够的力量加以镇抚。 特别眼下还只是三月末，关中仍是农忙，起码要到五月初，才能完成大规模的甲卒征调。至于眼下，也只能将现有的力量进行充分发挥。 神都局面崩得稀碎，两衙军事荡然无存，就算是陕州以及潼关方面后路人马陆续入都，也是不足两万甲卒。且不说神都秩序的重建，一旦他四叔的旗号在河北竖起来，即刻就要组织渡河征讨，从速定乱，避免河北局势糜烂成灾。 杨嘉本等关陇残余势力，李潼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这些货大凡还有料，不至于让神都局势崩坏成这个样子。但这些人所掌握的门生奴仆，仍然是一股可观的力量，值得接纳吸收。 一口气放出几千个低品武官的散职，包括相应的禄料发给，李潼也并不感觉心疼，事实上他早有将六品以下武散阶作为大规模功劳给授的想法。只不过此前行台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军功酬给的时候只能在钱帛方面加大力度。 贞观年间定制，凡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皆带散官衔，谓之本品。这话说起来就像是文武散官仅仅只是官员相应的职称与待遇，是辨别品级的一种标准。但事实上，虽然有官则必有散，但有散则未必在官，后者才充分体现了大唐官制贵族化的一面。 所谓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这其中封爵、亲戚、资荫，统统都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世袭化，只要生在权贵人家，母胎里就带着官品。 秀孝是指人的才情德性、姑且不谈，勋庸和劳考则是事功，只有做了官才能谈得上事功，才有了叙阶的资格。 李潼倒不排斥政治资源的父死子继，毕竟他自己出身既尊贵、爸爸又多。而且对于如何破除世族政治、贵族政治，历史也早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发展科举，让朝廷选士的途径更加下沉普及。 但是在军事上，历史给出的答案则就相对比较晦深或者说沉重。虽然原本的历史上，受困于军事人才的断层，武周后期开设了武举，但武举给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回哺则就远逊于科举。 这当然也很正常，军事本身就是一个实操性强的领域，也是统治集团最为关心与防备的话题，检验与试错的成本都极为高昂，远不同于科举、政治。 如今的大唐，在军事方面又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渐变过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业已崩溃，而大规模的募兵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开元、天宝由盛转衰的经历也说明了即便这一套体系建立起来，所带来的结果未必能尽如人意。后世多有诟病的盛唐时期节度使权力畸大以及重用胡人将士等问题，除了唐玄宗晚年扒灰降智，其背后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李潼也算久掌军机并且经常身临前线，抛开更加宏大的军制问题不谈，人事方面他感受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军队方面上升途径实在是太少了，普通的小卒、哪怕是一线的精锐战卒，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几乎不可能获得升迁，从卒提升为将。 军队中的将领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身寻常人家，这一点在行台西军中也不例外。将领主要获取途径，在于两衙诸卫的宿卫体系，特别是南衙亲勋翊三卫，这三卫中主要成员就是官宦子弟，天然的就已经把平民子弟排除在外。 所以李潼也一直在考虑，放低一下军功的酬给标准，特别是低品武官的给授，让普通士卒通过自身的努力相对更加容易的完成从兵到将的过渡，以此激发底层士卒们的尚武勇义，同时给朝廷开拓一下军事人才的遴选规模。 至于这当中所产生的行政开支，首先低品散官没有职事在身、是不给俸禄的，其次即便他们享有一些经济特权，干掉一个国公所节省的禄料开支，弥补百十个低阶武官的损失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的普M.bＯＷUCＨｉＮA.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