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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6章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但只是偏执邪计、吝于垂问,以我狭念妄作讨伐。”

    “凡此诸罪,入死应当。殿下宗家至亲,分陕重臣,行台节钺所设,所杀正是卑职这种偏执贪妄、不以匡正为功、唯以攀诬为能的孽臣!大罪愚心自知,惟乞白纸一幅,留状于此,甘心入刑!”

    将心中这份真实感受讲出来,哪怕对裴守真这种自觉垂死之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他敢于为此事迹,心中自有一份忠烈、道义的信念鼓舞着自己,要让他自我瓦解这一份信念,看清楚心中那一点偏执,并将之剖析出来,无异于是对自我一次彻底的否定。

    所以讲完这一番话后,裴守真已经是泪流满面,自有一份悔恨痛悟。

    他这一番行为,就是用所谓皇命所使的大义去包藏自己的私心。如今朝廷中弥漫着一股氛围,对陕西道大行台警惕、对雍王警惕,认为行台霸府本就是不合章制的存在,是一个割据关西的毒瘤。认为雍王骄狂难制,身受如此浩荡皇恩,竟还不能对皇命言听计从,不臣之心已是昭然。

    这样一种思路所营造出的氛围,自然让一些心存忠烈、恪守道义的臣员从内心里对雍王、对行台有一种反感与敌视,此前的裴守真,正属此列。

    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裴守真天然认为雍王截留陕西贡赋,就是为了蓄粮养兵,营造私己的势力,以期有一日悍然东归,以武力问鼎大位。

    所以裴守真敢于犯颜强谏,认为自己即便因此身死,不失名臣气节。

    然而这样的思路,首先是否定了雍王对大唐社稷实实在在的功勋,其次是夸大了朝廷的博大。

    行台的设立本就是朝廷在无力西顾的情况下设立起来,甚至到目前为止,朝廷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经略边务的计划方阵。

    朝士们在行台抵御绝大多数外寇所营造的和平氛围之内,放胆阔言与民休息,将雍王与行台树立成一个穷兵黩武、逐功虐民的反面例子。将雍王所有抗御边敌的行为,都视为其人巩固权势的私计。

    裴守真此前也不觉得这思路有什么问题,可是当看到行台真正的机枢秘务时,才深刻了解到陕西道大行台究竟在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听完裴守真这一番对自我的剖析,李元素也忍不住感慨道:“雍王殿下领掌行台以来,凡所经历,无愧镇国之誉。关西所以无事,行台上下岂是悠闲享受?陕西道诸州,民疲久积,行台播治以来,民力才有所善养,有所善用。朝廷只以书令训问、谴责,此态确是有失公允。

    我等行台诸员,景从殿下身后,军务、民务,竟日劳碌,的确不如都畿诸公竟日有闲、专注言论。但使陕西政治井然,王教不荒,所事便不称虚无。裴丞能有此悟,让人不失欣慰。”

    最后这句话,李元素是说给雍王殿下听,也算是为裴守真稍作求情。

    李潼听到这里,脸色也有所缓和。裴守真这一番言行,的确是搞得他很恼火,但也不至于直接就杀了对方,而且他还打算借此事一劳永逸的解决陕西道贡赋上缴与否的问题。

    当然,究竟要不要杀裴守真,还要看对方的悟性、秉性如何。所以连作诛心之问,让裴守真做自我检讨,现在听来,这一番检讨也的确可称深刻。

    当然,他示给裴守真的度支计簿自然不是行台全部,只是跟陕西道租调有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行台还有其他的进项,比如飞钱的抽利、陇西榷场的所得,以及河东、山南的一些走私,还有并州的苏味道盐铁输给。

    跟这些进项相比,陕西道诸州租调贡赋在行台财政收入当中所占比例反而不高,但却胜在稳定。特别随着行台扩户、垦荒等各项工作的展开深入,这一部分进项也在快速攀升。

    同样的,他在西行之前将神都府库几乎掏空所获得的起步资金,也并没有记录在这度支计簿中。当然,李潼也不是拿钱不办事,相同投入下,他所做的这些事,换了任何一个人都未必能比他做的更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李潼叹息一声,再从席中站了起来,解下身上锦袍,披在裴守真身上,并将之扶了起来:“守真一命,诚不足惜。但行台群僚,错从于我,得此一二公允之言,却是弥足珍贵。生人所重,生死之外,名利而已。但能为我行台用事之众稍作正名,些许戾气,且付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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